「為在伊朗跳舞，我冒盡一切風險」

近日，一位在網上展示自己跳舞視頻的伊朗Instagram網紅被當局逮捕，突顯出這個伊斯蘭國家的嚴格規定與所謂的西方行為的衝突。BBC國際台女性事務記者法拉納克‧亞密迪（Feranak Amidi）講述了自己在伊朗跳舞時的歲月和遭遇。

我於80年代在伊朗長大，由於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對這個國家的許多人來說，那是一個艱難轉變的年代。

那些年，街上會有道德警察，而音樂、口紅、指甲油甚至色彩鮮艷的衣服都會被禁止。

那時正值1980-88年的兩伊戰爭（伊拉克-伊朗）期間，我們的食物都靠分配，停電是經常發生的事情。

但即使在那段黑暗的時光，我記得自己也會與朋友們跟著磁帶跳舞，磁帶都是從非法的音樂"販子"那裏買來的。

這些商販是我們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窗口。他們賣給我們的磁帶裏，有伊朗流行歌手的音樂，這些歌手有的在革命後離開了伊朗，前往洛杉磯。

正是由於這些商販，我們聽到了邁克爾‧傑克遜（Michael Jackson，米高·積遜）的歌，也跟上了霹靂舞和威猛樂隊（Wham!）等潮流。

在學校，我們會利用一切機會起舞。每當老師不在身邊，我們就會又唱又跳，即使我們知道，當時已有不成文的規定禁止跳舞。

轉為地下發展

在伊朗刑法中，跳舞本身並沒有被定義為犯罪，但法律相當模糊。

根據伊朗憲法，在公共場舉止「不雅」是犯罪行為，因此在公共場合跳舞可以被詮釋為不雅，並受到懲罰。

在伊朗，舞蹈可以在舞台上被表演，不過只有男性可以。

而是用社交媒體平台「傳播及鼓勵不雅行為」同樣是刑法中的犯罪行為。

在沒有夜店和酒吧的情況下，派對一直是伊朗人可以跳舞和自由社交的地方，不過嚴格意義上來講，這些派對也是觸犯法律的。

這些"地下"派對在革命後層出不窮，從未有任何力量成功阻止過它們。

很多時候是家庭聚會或者婚禮，但在不同的城市，這些派對越來越多，年輕人有了聚在一起喝酒、聽歌、跳舞的場合。

「人們在尖叫」

90年代後期，我從高中畢業，當時一股地下銳舞文化（rave scene）正在德黑蘭（Tehran）逐漸形成。去國外度假回國時，我們會走私鐵克諾（techno）及浩室（House）風格的CD回來，每到周末，我們便聚在某人的地下室或別墅，一起放音樂跳舞。

但在這些派對中，很多時候都會被當局突然闖入，我和我的大多數朋友都因參加地下派對被至少囚禁過一次。

如果他們查到了派對，並且當場發現酒精，「罪魁禍首」可能會受到體罰。據我所知，許多人因此遭受過100下鞭打。

有一次，我在謝姆沙克（Shemshak）參加派對，那裏距離德黑蘭一小時車程，我們借了聞名全球的派對之島伊維薩（Shibiza）的名字，稱這個地方為「謝維薩」。

那間房間很暗，我們只有借每隔幾秒鐘亮一次的閃燈才能看到其他舞者的樣子。

一次閃光時，我在舞池裏看到了一個陌生的、有鬍鬚的面孔，再一次閃光時，又看到了另一張陌生且有攻擊性的臉。

突然間，所有的燈都亮了。人們在尖叫，四處逃竄。那一場派對遭到了強硬派巴斯基（Basij）民兵的突襲，他們是一支自發組成的安全部隊。

那群民兵手中拿著警棍，不斷地砸著東西。我和朋友們把自己鎖在了洗手間。我們可以聽到，女人們在尖叫和哭泣，男人們在乞求原諒。混亂持續了一個小時，之後外面一片寂靜。

我們打開門，看到朋友們坐在地上，沉默著，他們的臉上都是淚水。

民兵們把派對的主辦人帶到了室外，30分鐘後他回來了，得意洋洋得叫著。

「今晚是我們的幸運夜，」他說。「他們只想要錢！」音樂又回來了，我們繼續跳舞到黎明。

不斷激發創意

突襲和逮捕從未阻止我們前往下一個派對，它只會讓我們在避開當局方面變得越發有創意。

我們買通警察，確保場地外沒有停車，嚴格限制賓客名單。我們還用牀墊掩護窗戶，防止室外聽到音樂。

我們繼續這一切，是因為我們不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在本質上有任何錯誤。

今天，年輕的伊朗人仍在不斷挑戰社會規範，並用多種方式打破禁忌。社交媒體上聲援被捕的Instagram舞者Maedeh Hojabri只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