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中國，天安門大屠殺不會在任何教科書中出現，不會在任何電視頻道播放，也不會有任何紀念碑。但30年過去了，那個事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潛意識裡依然栩栩如生。這是為什麼呢？

1994年該事件的五週年紀念日剛剛過去不久，我以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此後這個問題就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裡。在這裡，人們用兩個簡單的數字指代這一事件：「六四」，也就是1989年6月4日鎮壓發生的日子。前一天深夜和當天凌晨，政府的士兵開著坦克和裝甲運兵車，荷槍實彈地進入了北京市中心。他們的目標是天安門廣場，和平的抗議者已佔據廣場近兩個月了，表達出許多人對更加開放社會的希望。

從那以後，政府一直在想盡辦法讓「六四」這個日子不復存在。每年，在這一天到來之前的一兩個月裡，政府會圍捕異見人士，騷擾遇難者家屬，讓記者保持沉默，並派兵鎮守街頭。如果不得不解釋其1989年立場的話，政府會爭辯說，那些學生是激進分子，必須清除出場，所有暴力都是由他們或他們的保護者挑起的，他們襲擊了士兵，燒毀了坦克，製造了混亂。

當然，這是一個典型的指責受害者的論點——幾乎不可信，而且有點令人厭惡。但在某種程度上，它已成為固定的說法。正如記者林慕蓮(Louisa Lim)在2014年發表的《失憶人民共和國》(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大多數中國人並不知道這場大屠殺，在知道的人中，有些人認為那是令人遺憾、令人尷尬的異常情況——或許與一些美國人對1968年發生在南越美萊村的屠殺(the My Lai massacre)看法可能類似。

然而，人們對30年前北京那個晚上的記憶並沒有消失。許多人感到憤慨：使用武裝士兵是沒有道理的，幾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也不會洗去那個魯莽決定留下的污點，除非有某種形式的道歉或清算。

這種觀點並不局限於少數異見人士或外國學者，想讓中國難堪的人，或是那些不能讓過去的事情過去的人。那些認為靠武力來維持政權的政府不合法的中國民眾，也在保持著天安門事件的記憶。

許多人在通過一種新方式來表達他們的觀點：非官方的歷史。並非專業歷史學家的人已經承擔起責任，來保存這個國家的許多殺戮、饑荒、反抗和政府鎮壓的記憶——「六四」只是其中之一。這些人中有作家、電影製作人、詩人、藝術家、歌詞作者，以及公共知識分子。其中有些人在社會的邊緣創作，他們的作品出來後馬上就被禁止，通常只能在國外展出或出版。還有些人沒有完全離開主流，仍試圖在中國傳播他們的想法，通常是通過社群媒體。

近年來，我寫過一些這樣的人，比如藝術家胡傑或學者艾曉明，他們製作了關於中國政治迫害的開拓性紀錄片。其他一些人在社群媒體上寫關於政府徵用農民土地，或中國受迫害的人權律師困難處境的文章，比如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郭於華和調查記者江雪。他們經常被刪帖，被銷號，但他們往往能設法建立新帳號，繼續傳播他們的想法。

法國歷史學家魏簡(Sebastian Veg)在他的新書《民間：中國草根知識分子的興起》(Minjian: The Rise of China’s Grassroots Intellectuals)中描述了這些21世紀的非專業活動人士。魏簡展示了天安門事件如何導致了一個歷史性的裂痕。在中國的各朝各代以及共產黨執政的頭40年，知識分子對自己的定義總是相對於國家的，雖然他們有時勇敢地反對國家，但總是以某種方式依存於國家。

民間歷史學家沒有那麼精英主義。他們自己掙錢養活自己，或受益於獨立的智庫或資助者，他們寫地方上的故事或特定主題的文章：農民工、毛澤東時代的受害者、宗教迫害的對象、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用已故作家王小波的話，他們寫的是「沉默的大多數」。

這些有想法的人得益於技術的幫助。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說過一句有名的俏皮話：試圖控制互聯網就像試圖「把果凍釘在牆上」，但中國和許多其他國家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互聯網。然而，技術在記憶的持久性上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胡傑和艾曉明用數碼電影攝像機拍攝紀錄片，這種花銷他們負擔得起，數碼文件還可以上傳到網上。這些片子在中國也許被屏蔽了，但據信有數千萬中國人使用VPN軟體繞過政府的網路控制，看到他們拍的紀錄片。

更簡單的技術也非常有效。《記憶》是一本獨立的歷史雜誌，它以地下出版物的現代形式，就中國近代史上一些最敏感的問題發表範圍廣泛的文章。每期的文章被整理成一個PDF文件，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朋友和支持者。這些人再通過電子郵件或微信之類的短訊服務把文件轉發出去。每期雜誌都在海外網站上存檔，中國國內的任何人都可以通過VPN訪問這些網站。

至於天安門事件，草根歷史學家廖亦武剛剛用英文出版了一本採訪集，書名是《子彈和鴉片：天安門大屠殺後中國的真實故事》(Bullets and Opium: Real-Life Stories of China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這本書對我們如何看待「六四」提出了挑戰。（我寫了序言。）雖然抗議活動通常被描繪成浪漫的學子進行的一場堂吉訶德式的戰鬥，但廖亦武告訴人們，做出最大犧牲的是北京的工人階級：為了保護學生及其代表的事業，工人們站到了坦克前。

上週五，總部位於香港的新世紀出版社(New Century Press)發表了以前未發表過的絕密文件，是中共在大屠殺兩周後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的記錄。文件顯示了高層官員怎樣對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俯首帖耳，許諾支持他使用武力、罷免溫和派領導人趙紫陽的決定。

歷史也是用最細微的動作書寫的。每年春天，我都會去北京西郊的八寶山公墓，向兩名「六四」大屠殺的受害者表示敬意：1989年6月3日至4日夜間被軍隊開槍打死的21歲的吳向東，以及六年後在悲痛中去世的父親吳學漢。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但我認識性格活潑的徐珏，她是向東的母親、學漢的妻子。警察有時護送她去墓地，有時乾脆試圖阻止她前往。她通常會成功地來到墓地，並總會在她丈夫的墓前擺上27朵鮮花。

刻在學漢墓碑後面的四行詩像是一種密碼，解釋了他的死因和徐珏的習慣做法：

八、九、六、四。年、月、日。1989年6月4日。

兩年前，徐珏因癌症去世，享年77歲。在她去世後的兩年裡，每年我都去了墓地，我覺得應該有人來擺花。每次，那27多花都已經擺好了，整整齊齊地綁在一起。有人記得。總會有人記得。